【深圳】珠三角新生代农民工正褪去乡村色彩

    珠三角新生代农民工正褪去乡村色彩

珠三角新生代农民工正褪去乡村色彩摘要：4月至6月，深圳市总工会在深圳市开展了“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专项课题研究，并委托深圳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所联合开展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相较于老一辈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具有明显的集体特征：他们一般在结束学业后就进城务工，对农业、农村、农民并不熟悉。

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房间和墙壁上挂着的吉他，是一种无言的反抗，反抗的是30个同龄人住一套房的工厂宿舍，还有工厂制度设计出的单调生活。

“新生代农民工”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

新生代农民工是以年龄来界定的，它是指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户籍仍在农村，但已进城务工的人员。

4月至6月，深圳市总工会在深圳市开展了“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专项课题研究，并委托深圳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所联合开展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相较于老一辈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具有明显的集体特征：他们一般在结束学业后就进城务工，对农业、农村、农民并不熟悉。

这些较为负面的表述，换成农民工立场则又可表述为：他们崇尚个体、热爱自由、渴望被尊重、敢于维权。

渴望城市生活新生代农民工也有来自边远农村的年轻农民，他们希望获得平等的政治权利珠三角劳工ngo普遍产生于2000年后，而且他们更多地关注劳工维权，这从侧面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意识提高的现实和土壤。

他认为应该将其划分为农民工(以前是务农的)、学生工(结束学业后就出来打工，而无务农经历的)和本地工(指的是以前在原籍的国企或本地企业上班，后来因下岗等原因而外出务工的人)。

据“红花草”调查，在珠三角所有外来工中，60%为学生工，30%为农民工，10%为本地工。

在深圳市总工会的调查中，新生代农民工中有务农经历的占14.6%，没有务农经历的占85.4%。

“有43.8%的人表示喜欢深圳”，“只有1%愿意回农村务农”。

“红花草”的实践显示，学生工会主动了解法律知识，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维权态度更加坚决。

“红花草”帮他取好了证，准备打官司，结果老板请他吃了一顿饭，给了一点钱，他就放弃了。

所以，“红花草”更愿意帮助学生工，而非农民工，“因为尽管你给他们(指‘农民工’)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他们最后不会因此而提高觉悟”。

停工维权今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多起停工事件，诉求一致是提薪在维权方式方面，农民工倾向于“跳楼秀”，学生工则愿意组织停工。

“红花草”观察发现，“99%以上的停工都是学生工组织的，没有一次是农民工组织的”。

6月份，位于深圳龙华街道的台资企业美津电子厂发生了一起停工事件，原因是今年年初为该厂的生产淡季，加班时间少，工人们每月只有1300元左右的收入。

为了留人，3月份厂方宣布将举办一个总奖金10万元的抽奖活动，并承诺6月份将基本工资由900元调到1100元。

但到了6月份，两个承诺都没兑现，因此几个年轻的工人在车间组织起了停工。

停工的结果是，厂方将10万元奖金按照人头平均分配给工人，并于7月1日始将基本工资从900元提高到1100元。

还根据工人的投诉，调查食堂的伙食，发现食堂用的是私自提炼的潲水油，伙食因此得到改善。

而河南、陕西、安徽、海南、深圳等十几个省市，都于今年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幅度除深圳外，其余各省都超过20%。

有些工人不愿参加消防演习，厂方遂派保安逐个宿舍里检查，将不参加演习的工人们拉到操场上罚站，并用水龙头冲了1小时，那是11月份的天气。

工厂统一租赁了附近村民的出租房，每套房3个房间，每个房间住10个工人，工厂每月从每人的工资里扣除30元钱作为房租。

由于人多，房子里充满臭袜子的气味，每晚冲凉要等很久，晚上必须10：30睡觉，每套房子每月只能使用60多度电，多出的部分由工人支付。

他爱在下班或者放假时弹吉他，住在集体宿舍里显然不自由，因此，他搬出去，和小小草信息咨询中心的3名工作人员合租了一套共有4个房间的房子，加上水电费，每人每月花费200元。

房租加上伙食费、话费、上网费等，他每月开支1000元左右，他的收入1500元，所剩只有几百元钱。

崔文斌1974年出生，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从湖南老家到深圳打工，他以自己的经历为例劝告年轻员工，要正视现实，现在工厂的条件比以前好多了，“至少每间房都有热水器，以前，我们几百名员工只有两个热水龙头，即使在冬天，很多人仍然只能洗冷水澡，高呼几声‘毛主席万岁‘后，冲进冷水里”。

对于加班，新、老农民工有完全不同的感情，老一辈农民工希望多加班，那时，基本工资低，如果工厂加班少，则意味着收入少，工人对此多有怨言。

2003年以后，珠三角地区才逐渐增加最低工资标准，到今年7月1日，深圳市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为1100元。

深圳宝安奋达实业有限公司每天加班4小时，如果赶货，需要延长加班时间，则先对工人做动员工作，还要免费加餐，比如鸡腿、火腿肠、牛奶等等。

“红花草”在长期调查中发现，学生工对工厂环境要求较高，他们不进低工资的工厂，并要求劳动、收益、消费有合适的比例，如果因为劳动和收益不成比例，造成生活质量下降了，他们就会主动要求加工资。

“他们不愿回农村，但又不知道以后该怎么走，挺想提升的，但是工厂加班多，他们几乎没有时间进修，如果想培训、提升，只有辞工”。

(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南都网)后来，他又进入台资企业，到1996年时，他的工资已经涨到4500元。

因为在台资企业，他已经做到了“副理”，作为大陆人，已经没有了上升空间，所以他宁愿到年轻的“奋达”，和她一起成长，这样才有更大的机会，否则等她发展起来了，机会就少了。

中专毕业的崔文斌也是从普工做起的，他1999年到“奋达”，从品检员到组长，到品管部主管助理，到品管部副主管，如今已是品管部主管，管着100多人。

在调查中，有38.2%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未来一年中能够创业当老板，高于老一代农民工27.5%的比例。

在所需要的培训中，有55.9%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获得创业知识的培训，高于老一代41.7%的比例。

其负责人刘军则表示，学生工对人生充满迷惘，“如果你刨根究底，他就会说将来做小生意，但是他不知道在哪里做小生意，做什么小生意，既没有积蓄，也没有经验。

如“90后”，带着父母开好的银行卡出来打工，没钱了，父母就会汇钱给他们，有很强的依赖性，也没有责任感，对很多事情无所谓，如果对工厂不满意就辞工，连工资也不要。

“奋达”人事行政总监黄汉龙以自己生于“80后”的侄子为例说，他的父母都是农民，他已经打工七八年了，都没钱寄回家，但他换了很多女朋友，使用的手机也是好的。

1996年，崔文斌到深圳打工时，第一个月的收入是550元，他寄了500元回家，厂里包吃住，他只留50元钱零用。

新生代农民工有56.9%的人有储蓄习惯，平均每月储蓄452.5元。

有86.9%的人寄钱回家，每年寄回家乡平均费用为4244.2元，占其总收入的19.2%。

今年，“奋达”招工3000多人，先后离职2000多人，现在每天都招工。

尽管该厂的食堂被外人承包，菜式多样，连工厂老板都在食堂吃一样的饭菜，但仍有60%的员工对伙食不满意。

但青草工友成长服务部的负责人张宣(化名)认为，年轻时跳槽频繁，是正常现象，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过程，到了25岁就慢慢稳定了。

“生于上世纪90年代的工人都有个性，比如我们在招聘时，要求男工不要留长发，他们也剪了，可是不久又留了长发，还染了颜色。

畅认为，生于上世纪80年代前的人，也追求个性，但他们知道最终要适应社会，适应制度，而新生代农民工，只追求个性，比较漠视制度。

来自茂名的钟林坚认为，管理人员应该先查明工人为什么会犯错，“有时候一个人做两个工位，而流水线上速度非常快，偶尔出错是正常的”。

钟林坚虽家在农村，上有哥哥下有弟弟，但仍受父母宠爱，他读完高中，不打架，不抽烟，不喝酒，不给家里添麻烦。

“现在要安排一个分外的工作，先找到工人，先要表扬说，你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现在有个更为艰巨的任务需要你去完成，你愿不愿意做？

“奋达”的萧晓分析认为，新旧农民工之所以有很大差别，是因为生于上世纪80年代前的农民工，已经吃过很多苦，所以后来打工时，即使遭遇侮辱人格的谩骂也能忍受。

之后，中国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父母们通过劳动，能够解决温饱，而且由于计划生育、九年制义务教育等原因，生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的人基本上都不务农。

青草工友成长服务部的负责人张宣称，很多企业的老板以前也是打工者，有过艰苦的经历，现在他们当了“婆婆”，就不能接受新生代农民工们不听话的表现。

近几个月来，深圳宝安奋达实业有限公司连续聘请心理咨询专家，对基层员工进行“员工心理管理艺术”的培训。

“奋达”不仅有舞厅、图书馆、医务室，还有运动场，可以踢足球，也可打篮球。

他认为，工人待遇实质性变化并不大，以前包吃包住，物价又低，现在虽然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但有的工厂不包吃，有的不包住了，物价又上涨，所以实际所得并没有增加多少。

谈恋爱是一种“娱乐”汪宗兴以前的女朋友希望他能做上门女婿，但他嫌她家只吃馒头，而且太远，不愿意和她结婚而那些被改善的工厂环境，工人们却少有机会享受，因为加班虽较老一辈农民工少多了，但仍然很严重。

深圳市总工会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中，只有10.8%不用加班。

每周加班9个小时以下的占33.2%，加班9-12个小时的占16%，加班12小时-18小时的占17.3%，加班18小时-24小时的，占15.8%，加班超过24小时的，占6.9%。

因此，小小草信息咨询中心康乐部负责人黄小娜说，即使把“小小草”搬进工厂里，工人也没时间娱乐。

“小小草”是一家劳工ngo，于2003年8月2日注册成立，由香港乐施会提供资金支持，主要为外来工免费提供读书、看报、看电影，以及组织郊游、唱歌等文化娱乐服务，同时，开展普法，并为外来工提供法律咨询。

她位于深圳龙岗189工业区附近，服务的社区约有十几万外来工，但每日进入该信息中心的外来工只有100多人。

深圳市总工会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业余生活主要有上网、看电视录像、逛街、与朋友聊天等，与老一代相比，他们上网、培训学习、逛街的比例高于老一代，看电视录像的比例低于老一代。

1987年出生的邓世平感觉自己和同宿舍的90后农民工有着很深的代沟，“我邀他们去书店看书，他们说看书有什么用？

所以，邓世平在美津电子厂数千人的龙华厂区没有朋友，放假时，他找朋友去喝酒、聊聊未来，而朋友都是他当年的同学。

而龙岗光台电子厂工人汪宗兴称，业余时间，上网、去酒吧喝酒、唱歌、打台球，“都是会享受的人才去玩的，其他的人都在睡觉”。

如今，自称受伤了的汪宗兴很久没有谈恋爱了，业余时间，他会到小小草信息咨询中心学习谱曲、作词，他自己作了一首歌，叫做《一直在漂》，倾诉了自己没有归属感的打工生活。

而在1400多公里外的湖南怀化的一个村子里，乡邻们都搬到山下，仅他一家还在山上，他无颜归乡，想家的时候经常弹唱许巍的《故乡》。